1、201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泽山：让火炸药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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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4-6166068 / 15563436625省考面试越来越近面试答题离不开例子，既想掷地有声，还不想重复度高，来吧，这些例子你值得拥有~
1、201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泽山：让火炸药世界领先
1.虚怀若谷
“关于火炸药，需要加深认识和亟待攻克的难题还有很多”。行业里的人尊称王泽山为“火药王”，他却自谦地说：“那是因为我姓王。”
2.理想远大
王泽山出生时，家乡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他从小就将“强国方能御侮”的道理铭记于心。1954年，19岁的王泽山怀揣着强国梦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选择专业时，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大冷门”——火炸药专业。不少考生嫌弃这个专业过于基础、枯燥和危险，王泽山却毫不怀疑自己的选择：“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而火炸药领域是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从那时起，火炸药研究就成了他的毕生追求。
3. 文化传承
黑火药是现代火炸药的始祖，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然而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火炸药技术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王泽山通过现代技术，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效能、工艺方面推进了一大步，使中国古老的发明重新绽放出新的活力。
4.成果卓著
历经数十年钻研，王泽山在含能材料工程领域获得多项重大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火炸药学科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他首创了火炸药资源化系列再利用技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支撑，是我国火炸药领域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者，该技术获得199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自上世纪90年代起，王泽山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发明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得199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彼时，成为“双冠王”的王泽山已经61岁了。“别人都劝我功成身退，但我的生活早就跟科研分不开了。”王泽山 说，“每次获奖既是荣誉，更是激励和召唤。关于火炸药，我们需要加深的认识和亟待攻克的难题还有很多。”
5.精益求精
在达到退休年龄后的20年里，王泽山利用自己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依照他独创的补偿装药理论和技术方案，火炮用一种装填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度地提升了远程火炮的打击能力。从此，我国火炮的射程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降低25%以上，弹道性能全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火炮。该项技术获得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6.创新不止：“秘诀是用‘科学’指导科研工作”
“我的秘诀，就是用‘科学’指导科研工作。”王泽山将这个“科学”概括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做研究首先要有科学精神。”王泽山说，除了为国担当的高度责任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还要敢于超越、精益求精。
“科学态度就是科研上不使巧劲，不追求短平快的项目。还要能坚持，遇到困难绝不动摇。”王泽山说，有一些很“聪明”的同事，经常提出一些新的、似乎有价值的观点，经常在研究高峰期间，突然提出更“动人”的见解和新的方向 ——他们“立志”快、转变快，结果往往一场空。
关于科学方法，王泽山有一番独特的心得。王泽山说，他的选题原则是“客观需要、国际前沿、有能力解决”。
其次，王泽山看重“求本”(追求本质)的思维方法，即注意在众多方面因素中，找到事物的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学生孙金华说，王泽山带领学生做研究时，反复叮嘱他们不能流于表面。对于在实验中获取的各类数据，他都会亲自核对、仔细分析，不会忽略、放过任何一个细微变化。
王泽山还强调，遇到问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过和思考过后，一方面认识的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是对问题的理解也愈加集中和深入了。”王泽山说，“为什么”之后，过程往往还没完结，这时还要问“它还存在什么问题？”“能不能比它还好？”“怎么做才能比它还好？”在“为什么”的基础上，上升到“怎么做”的层次。
7.坚守的力量
“我这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
“王老师好像永远不知疲倦。”他身边的人这样说。王泽山家里的灯是最早亮、最晚灭的。只要没有特殊安排，他都会在晚上9点半左右休息，凌晨两三点起来工作。他通常上午9点到办公室，和同事、学生商量事情。午饭后稍微休息一下，起来继续工作。
王泽山空闲的时间也都在思考。因为一边思考一边走路，他还闹出过不少进错楼、跑错房间、错乘火车铺位的笑话。有时，他的夫人为他倒好了咖啡，他却因为入神思考而忘记喝掉，夫人不得不把咖啡热了一次又一次。
生活里“争分夺秒”，他却舍得扔大把时间在试验场。即使已经80多岁，王泽山一年还是有近一半时间在试验场。冬 天在内蒙古靶场做实验，气温零下几十摄氏度，高速摄像机都“罢工”了，王泽山还和团队一起驻守。他说，这样既是 为了能准确收集一手数据，也是为了确保整个实验过程安全有效。
“火炸药研究已融入我的一生，我这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别的我也做不来。”王泽山说：“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人有责，我会继续为创造世界一流的火炸药成果而努力！”
2、201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侯云德：不给病毒可乘之机
1.远大理想信念
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就是要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病毒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临危受命，不负重托
2008年，侯云德79岁。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那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过去5年，侯云德却记忆犹新，“‘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
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战很快来临！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上万人。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据清华大学第三方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5倍以上。
此外，侯云德还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MERS、寨卡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H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已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国家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表示。
3.以人为尊，战略眼光，实践为先：“科研成果如果都能变成防控药品该多好”
侯云德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名战略科学家。
“中国干扰素”之父是业内不少人对侯云德的尊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但价格极为昂贵。
侯云德敏锐地捕捉到基因工程这一新技术，他带领团队历经困难，终于在1982年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Ⅰ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此后，侯云德带领团队又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Ⅰ类新药(重组人γ干扰素)和6个国家Ⅱ类新药。
侯云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没有固守书斋，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
“我现在还记得，26年前，侯云德先生指着一抽屉的论文对我说，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变成传染病防控药品，该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回忆，那时缺医少药，很多药都需要进口，而且价格高昂。
一年后，在一间地下室里，当时60多岁的侯云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就这样，侯云德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将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10余家国内企业，上千万患者得到了救治。“那时的干扰素药品100%进口，一个疗程要花两三万元。现在的干扰素90%是国产的，价格大 幅下降。”程永庆说。
4.道固远，笃行可至：“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侯老师能够做出方向性的判断，靠的是长期以来扎实的积累。”侯云德的学生、中国医科院病原所所长金奇研究员告诉记者，尽管已是89岁高龄，但侯老师的勤奋，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
“侯老师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每期都有上万字，两周一期，已经写了200多期。”金奇说。
在学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无私的。在做干扰素研究的初期，试剂紧缺，都是他自己从国外背回来的，但其他同事如果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会分享给大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实验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取经，他也乐于分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说，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先生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生病住院，他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已经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
今年89岁的侯云德，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3、潘建伟：量子通信领导者
2017年12月，《自然》发布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我国物理学家潘建伟榜上有名。1400千米高空，他将中国带到远距离超安全量子通信技术的前沿，率领团队从地球将一个光子的量子状态传输到轨道卫星的另一光子之上。或许正如《自然》所报道，他带领中国成为量子远距离通信技术的领导者，在中国他被称为“量子之父”，这一称呼潘建伟当之无愧，当我们仰望星空之时，或许我们也应想到这位让量子通信驰骋于天地之间的物理学家。
4、刘如谦：基因修复者
2017《自然》全球十大科学人物，入选的华人科学家除了潘建伟，还有一位台裔美籍科学家刘如谦。一名生物学家研发出非天然存在的基因编辑工具，或许有一天这项技术可以用来挽救生命。他对科学研究精益求精，哪怕导师对他本科论文无可挑剔，他也追求更完美，他对科研事业执着而冒险，或许正是他的疯狂，才使得他在科学上得以创新和突破。他这项在未来可以拯救生命的技术，他的成就，使得华人面孔在世界舞台更熠熠生辉。
清华“明星校长”薛其坤，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的获得者，他率领团队首次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他也被誉为离“诺奖”最近的院士。这位拿奖拿到手软的院士多年早7出、晚11归，他说，“是对科学朴素的向往，让我走到现在”，在他看来，科学之美值得我们极致地去追求，或许，时代缺少的不是科学明星，而是像薛其坤那样对科学的自信与探索，时代缺少关注的不是娱乐八卦，而是像其那样诺贝尔级的科学发现。
“冬去春来喜相连，怀胎十月苦中甜”，我们都是母亲心怀期待、一朝分娩的天使。面对胎中的宝宝，以往孕妇想要检测胎儿疾病只能进行羊水穿刺，而如今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已经取代羊水穿刺，数万个家庭受益于卢煜明的这一项研究，他也凭此获得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的“生命科学奖”。当一位妈妈怀抱着一位健康的宝宝，当看到宝宝纯真无暇的笑，我们是不是又该感谢卢煜明为孕妇产检、为基因疾病监测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呢？
他身在海外，学成归来，放弃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优渥，毅然回到清华。他会带动一批国外科学家回国，这种效应被媒体称为“施一公效应”。2017年，他在《细胞》杂志连发3文，解析了剪接体分子结构，打开了分子结构的大门。作为知识分子，他有着博大的家国情怀，他推动了清华生命学科、推动了国内生物学的重大发展。
莫言女子不如男，巾帼不让须眉焉。当无数人对科学家进行解读之时，女性科学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然王艳丽，也曾入选“中国青年女科学家”、HHMI国际研究学者名单，作为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她研究的基因CRISPR系统可谓角色重大。她说，“科学家比农民工还要辛苦”，她不随波逐流，她选择踏踏实实做研究，她不急功近利，她的坚持与专注，同样在当今浮躁的时代更难能可贵。
作为世界最大的地下暗物质探测计划“熊猫计划”项目负责人，面对“笼罩在21世纪物理学天空中的乌云”——暗物质，季向东带领着科学家团队，不遗余力地在黑暗地底探寻着宇宙的奥秘。宇宙浩瀚，暗物质神秘而未知，然而他们依旧奋勇前行，想对世界了解更多，想影响更多年轻人参与科学之中，或许百年或许千年，他们将重绘宇宙蓝图，造福世界。
2017年的10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又一次刷屏，平均亩产1149.02公斤的成绩，再创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除此之外，在水稻育种上，他还带来另一项突破性技术，剔除镉元素，农作物将变得更纯净。简言之，他不仅解决了人类的“吃的饱”问题，还解决了人类的“吃的安全”这一大难题。对于袁老而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不息科研不止，这两句话用来诠释其再为恰当不过，他是稻田的守望者，值得我们去仰望。
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里，有片试验地，花海繁茂，绿意盎然，而在不久之前，那里还是一片荒芜的沙漠，黄沙漫漫，毫无生机。成功将这一沙漠变绿洲者，正是重庆交大一位学者教授——易志坚。他带领团队，提取出一种植物性纤维黏合材料，用力学原理把沙变成土壤，让沙漠土壤化，这是科学的跨界，是领域的合作，是创新也是突破。当我们漫步沙漠之时，或许脚下那片黄沙，也会在未来生出根系，长出绿叶，开出繁花，衍出另一番风景。
“戈登贝尔奖”有着超算界诺贝尔奖美称之名，杨超带领的超算团队在漫漫冲奖路之后，终于等来了其花落自家的时刻。中国团队的获奖，实现了在该领域的零突破，使得我国拥有了超算应用的世界话语权，也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了HPC（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之一。而杨超本人，也在10月荣膺2017年度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奖。漫漫冲奖路，他的契约精神，他的使命感，他的不放弃，对于科学界而言，更是一片赤子之心。
2017年4月19日，瑞典国王将2017年维加奖颁发给中国科学家姚檀栋院士，有着“地理学诺贝尔奖”的维加奖，姚檀栋院士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科学家。7000米冰川，零下30摄氏度的冰山，他一直奋战在青藏高原，在茫茫冰山钻取冰芯，风雪呼号中，一个不慎脚下便是夺命的缝隙，他一坚持就坚持了30多年。然他那一段在被世人视作“生命禁地”的经历，却鲜为人知，在我们关注纷纷闹闹的娱乐明星之时，我们是否也该关注下，这些拿生命在追求科学、拿生命在守护青藏高原的科学卫士呢？
“我可不想做网红，我更喜欢躲在实验室里做好卫星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工作。”在“悟空”首个物理结果研讨会，“悟空”项目首席科学家常进如是说。作为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他领导着的“悟空”有望拥有大圣的火眼金睛，识破宇宙中的暗物质。而除此之外，这位心怀天文梦的科学家，也一直参与着我国探月工程项目，嫦娥一、二、三号谱仪的研制。坚持梦想，十年磨一剑，他带着中国科学家勇攀高峰，使中国天文专星遨游太空成为现实。
在我们关注各网红明星之时，我们是否更应关注下，这些“不愿做网红”的科学家呢？
一束神“光”，自海风凛冽的辽东半岛升起。我国第一台大型自由电子激光科学研究用户装置——“大连光源”，
省考面试越来越近面试答题离不开例子，既想掷地有声，还不想重复度高，来吧，这些例子你值得拥有~
1、201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泽山：让火炸药世界领先
1.虚怀若谷
“关于火炸药，需要加深认识和亟待攻克的难题还有很多”。行业里的人尊称王泽山为“火药王”，他却自谦地说：“那是因为我姓王。”
2.理想远大
王泽山出生时，家乡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他从小就将“强国方能御侮”的道理铭记于心。1954年，19岁的王泽山怀揣着强国梦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选择专业时，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大冷门”——火炸药专业。不少考生嫌弃这个专业过于基础、枯燥和危险，王泽山却毫不怀疑自己的选择：“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而火炸药领域是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从那时起，火炸药研究就成了他的毕生追求。
3. 文化传承
黑火药是现代火炸药的始祖，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然而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火炸药技术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王泽山通过现代技术，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效能、工艺方面推进了一大步，使中国古老的发明重新绽放出新的活力。
4.成果卓著
历经数十年钻研，王泽山在含能材料工程领域获得多项重大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火炸药学科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他首创了火炸药资源化系列再利用技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支撑，是我国火炸药领域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者，该技术获得199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自上世纪90年代起，王泽山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发明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得199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彼时，成为“双冠王”的王泽山已经61岁了。“别人都劝我功成身退，但我的生活早就跟科研分不开了。”王泽山 说，“每次获奖既是荣誉，更是激励和召唤。关于火炸药，我们需要加深的认识和亟待攻克的难题还有很多。”
5.精益求精
在达到退休年龄后的20年里，王泽山利用自己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依照他独创的补偿装药理论和技术方案，火炮用一种装填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度地提升了远程火炮的打击能力。从此，我国火炮的射程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降低25%以上，弹道性能全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火炮。该项技术获得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6.创新不止：“秘诀是用‘科学’指导科研工作”
“我的秘诀，就是用‘科学’指导科研工作。”王泽山将这个“科学”概括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做研究首先要有科学精神。”王泽山说，除了为国担当的高度责任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还要敢于超越、精益求精。
“科学态度就是科研上不使巧劲，不追求短平快的项目。还要能坚持，遇到困难绝不动摇。”王泽山说，有一些很“聪明”的同事，经常提出一些新的、似乎有价值的观点，经常在研究高峰期间，突然提出更“动人”的见解和新的方向 ——他们“立志”快、转变快，结果往往一场空。
关于科学方法，王泽山有一番独特的心得。王泽山说，他的选题原则是“客观需要、国际前沿、有能力解决”。
其次，王泽山看重“求本”(追求本质)的思维方法，即注意在众多方面因素中，找到事物的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学生孙金华说，王泽山带领学生做研究时，反复叮嘱他们不能流于表面。对于在实验中获取的各类数据，他都会亲自核对、仔细分析，不会忽略、放过任何一个细微变化。
王泽山还强调，遇到问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过和思考过后，一方面认识的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是对问题的理解也愈加集中和深入了。”王泽山说，“为什么”之后，过程往往还没完结，这时还要问“它还存在什么问题？”“能不能比它还好？”“怎么做才能比它还好？”在“为什么”的基础上，上升到“怎么做”的层次。
7.坚守的力量
“我这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
“王老师好像永远不知疲倦。”他身边的人这样说。王泽山家里的灯是最早亮、最晚灭的。只要没有特殊安排，他都会在晚上9点半左右休息，凌晨两三点起来工作。他通常上午9点到办公室，和同事、学生商量事情。午饭后稍微休息一下，起来继续工作。
王泽山空闲的时间也都在思考。因为一边思考一边走路，他还闹出过不少进错楼、跑错房间、错乘火车铺位的笑话。有时，他的夫人为他倒好了咖啡，他却因为入神思考而忘记喝掉，夫人不得不把咖啡热了一次又一次。
生活里“争分夺秒”，他却舍得扔大把时间在试验场。即使已经80多岁，王泽山一年还是有近一半时间在试验场。冬 天在内蒙古靶场做实验，气温零下几十摄氏度，高速摄像机都“罢工”了，王泽山还和团队一起驻守。他说，这样既是 为了能准确收集一手数据，也是为了确保整个实验过程安全有效。
“火炸药研究已融入我的一生，我这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别的我也做不来。”王泽山说：“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人有责，我会继续为创造世界一流的火炸药成果而努力！”
2、201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侯云德：不给病毒可乘之机
1.远大理想信念
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就是要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病毒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临危受命，不负重托
2008年，侯云德79岁。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那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过去5年，侯云德却记忆犹新，“‘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
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战很快来临！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上万人。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据清华大学第三方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5倍以上。
此外，侯云德还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MERS、寨卡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H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已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国家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表示。
3.以人为尊，战略眼光，实践为先：“科研成果如果都能变成防控药品该多好”
侯云德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名战略科学家。
“中国干扰素”之父是业内不少人对侯云德的尊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但价格极为昂贵。
侯云德敏锐地捕捉到基因工程这一新技术，他带领团队历经困难，终于在1982年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Ⅰ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此后，侯云德带领团队又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Ⅰ类新药(重组人γ干扰素)和6个国家Ⅱ类新药。
侯云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没有固守书斋，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
“我现在还记得，26年前，侯云德先生指着一抽屉的论文对我说，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变成传染病防控药品，该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回忆，那时缺医少药，很多药都需要进口，而且价格高昂。
一年后，在一间地下室里，当时60多岁的侯云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就这样，侯云德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将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10余家国内企业，上千万患者得到了救治。“那时的干扰素药品100%进口，一个疗程要花两三万元。现在的干扰素90%是国产的，价格大 幅下降。”程永庆说。
4.道固远，笃行可至：“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侯老师能够做出方向性的判断，靠的是长期以来扎实的积累。”侯云德的学生、中国医科院病原所所长金奇研究员告诉记者，尽管已是89岁高龄，但侯老师的勤奋，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
“侯老师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每期都有上万字，两周一期，已经写了200多期。”金奇说。
在学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无私的。在做干扰素研究的初期，试剂紧缺，都是他自己从国外背回来的，但其他同事如果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会分享给大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实验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取经，他也乐于分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说，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先生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生病住院，他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已经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
今年89岁的侯云德，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3、潘建伟：量子通信领导者
2017年12月，《自然》发布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我国物理学家潘建伟榜上有名。1400千米高空，他将中国带到远距离超安全量子通信技术的前沿，率领团队从地球将一个光子的量子状态传输到轨道卫星的另一光子之上。或许正如《自然》所报道，他带领中国成为量子远距离通信技术的领导者，在中国他被称为“量子之父”，这一称呼潘建伟当之无愧，当我们仰望星空之时，或许我们也应想到这位让量子通信驰骋于天地之间的物理学家。
4、刘如谦：基因修复者
2017《自然》全球十大科学人物，入选的华人科学家除了潘建伟，还有一位台裔美籍科学家刘如谦。一名生物学家研发出非天然存在的基因编辑工具，或许有一天这项技术可以用来挽救生命。他对科学研究精益求精，哪怕导师对他本科论文无可挑剔，他也追求更完美，他对科研事业执着而冒险，或许正是他的疯狂，才使得他在科学上得以创新和突破。他这项在未来可以拯救生命的技术，他的成就，使得华人面孔在世界舞台更熠熠生辉。
清华“明星校长”薛其坤，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的获得者，他率领团队首次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他也被誉为离“诺奖”最近的院士。这位拿奖拿到手软的院士多年早7出、晚11归，他说，“是对科学朴素的向往，让我走到现在”，在他看来，科学之美值得我们极致地去追求，或许，时代缺少的不是科学明星，而是像薛其坤那样对科学的自信与探索，时代缺少关注的不是娱乐八卦，而是像其那样诺贝尔级的科学发现。
“冬去春来喜相连，怀胎十月苦中甜”，我们都是母亲心怀期待、一朝分娩的天使。面对胎中的宝宝，以往孕妇想要检测胎儿疾病只能进行羊水穿刺，而如今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已经取代羊水穿刺，数万个家庭受益于卢煜明的这一项研究，他也凭此获得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的“生命科学奖”。当一位妈妈怀抱着一位健康的宝宝，当看到宝宝纯真无暇的笑，我们是不是又该感谢卢煜明为孕妇产检、为基因疾病监测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呢？
他身在海外，学成归来，放弃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优渥，毅然回到清华。他会带动一批国外科学家回国，这种效应被媒体称为“施一公效应”。2017年，他在《细胞》杂志连发3文，解析了剪接体分子结构，打开了分子结构的大门。作为知识分子，他有着博大的家国情怀，他推动了清华生命学科、推动了国内生物学的重大发展。
莫言女子不如男，巾帼不让须眉焉。当无数人对科学家进行解读之时，女性科学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然王艳丽，也曾入选“中国青年女科学家”、HHMI国际研究学者名单，作为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她研究的基因CRISPR系统可谓角色重大。她说，“科学家比农民工还要辛苦”，她不随波逐流，她选择踏踏实实做研究，她不急功近利，她的坚持与专注，同样在当今浮躁的时代更难能可贵。
作为世界最大的地下暗物质探测计划“熊猫计划”项目负责人，面对“笼罩在21世纪物理学天空中的乌云”——暗物质，季向东带领着科学家团队，不遗余力地在黑暗地底探寻着宇宙的奥秘。宇宙浩瀚，暗物质神秘而未知，然而他们依旧奋勇前行，想对世界了解更多，想影响更多年轻人参与科学之中，或许百年或许千年，他们将重绘宇宙蓝图，造福世界。
2017年的10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又一次刷屏，平均亩产1149.02公斤的成绩，再创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除此之外，在水稻育种上，他还带来另一项突破性技术，剔除镉元素，农作物将变得更纯净。简言之，他不仅解决了人类的“吃的饱”问题，还解决了人类的“吃的安全”这一大难题。对于袁老而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不息科研不止，这两句话用来诠释其再为恰当不过，他是稻田的守望者，值得我们去仰望。
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里，有片试验地，花海繁茂，绿意盎然，而在不久之前，那里还是一片荒芜的沙漠，黄沙漫漫，毫无生机。成功将这一沙漠变绿洲者，正是重庆交大一位学者教授——易志坚。他带领团队，提取出一种植物性纤维黏合材料，用力学原理把沙变成土壤，让沙漠土壤化，这是科学的跨界，是领域的合作，是创新也是突破。当我们漫步沙漠之时，或许脚下那片黄沙，也会在未来生出根系，长出绿叶，开出繁花，衍出另一番风景。
“戈登贝尔奖”有着超算界诺贝尔奖美称之名，杨超带领的超算团队在漫漫冲奖路之后，终于等来了其花落自家的时刻。中国团队的获奖，实现了在该领域的零突破，使得我国拥有了超算应用的世界话语权，也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了HPC（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之一。而杨超本人，也在10月荣膺2017年度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奖。漫漫冲奖路，他的契约精神，他的使命感，他的不放弃，对于科学界而言，更是一片赤子之心。
2017年4月19日，瑞典国王将2017年维加奖颁发给中国科学家姚檀栋院士，有着“地理学诺贝尔奖”的维加奖，姚檀栋院士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科学家。7000米冰川，零下30摄氏度的冰山，他一直奋战在青藏高原，在茫茫冰山钻取冰芯，风雪呼号中，一个不慎脚下便是夺命的缝隙，他一坚持就坚持了30多年。然他那一段在被世人视作“生命禁地”的经历，却鲜为人知，在我们关注纷纷闹闹的娱乐明星之时，我们是否也该关注下，这些拿生命在追求科学、拿生命在守护青藏高原的科学卫士呢？
“我可不想做网红，我更喜欢躲在实验室里做好卫星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工作。”在“悟空”首个物理结果研讨会，“悟空”项目首席科学家常进如是说。作为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他领导着的“悟空”有望拥有大圣的火眼金睛，识破宇宙中的暗物质。而除此之外，这位心怀天文梦的科学家，也一直参与着我国探月工程项目，嫦娥一、二、三号谱仪的研制。坚持梦想，十年磨一剑，他带着中国科学家勇攀高峰，使中国天文专星遨游太空成为现实。
在我们关注各网红明星之时，我们是否更应关注下，这些“不愿做网红”的科学家呢？
一束神“光”，自海风凛冽的辽东半岛升起。我国第一台大型自由电子激光科学研究用户装置——“大连光源”，发出了世界最强、最亮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脉冲。而这人类探测微观世界的利器，就由杨学明主导负责，他按下这最快的“快门”，让分子、原子无处遁形，有望为分子拍部“电影”。他不忘初心，攻坚克难，引领着中国科学跻身世界前沿，当我们关注那些荧屏上的电影明星之时，是否也该关注下，这为分子“拍电影”的科学家呢？
